创新执行机制方式,听听记者问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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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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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的通报会上,媒体记者对北京一中院的“创新执行机制方式”表示十分关注。几位记者提出了他们的问题。吴在存院长、马来客副院长以及北京一中院执行局贾连春副局长和执行一庭佟海东庭长分别回答了记者提问。


孙航(人民法院报) 


“执行难”有多种表现,首当其冲的是“被执行财产难找人难寻”,请问贵院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是如何从源头上破解的?











党组书记、院长 吴在存





吴在存:

执行难问题是多年来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也是多年来法院久治不愈的一个难症。总的来讲,有效的手段不多,这里既有立法本身的原因,也有执行体制机制本身跟需要不适应的问题。如果说按照原来的思路,就执行谈执行,不从源头上解决产生执行难问题的根源性问题,那么执行难的问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所以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上,我们的总体思路是坚持标本兼治。刚刚通报的情况中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在执行阶段通过体制的改革,机制方式的创新,应该讲收到了一些效果。大家也感觉到我们在一些方面,在理念和思路上做了一些调整。


众所周知,当事人起诉之后,按照法律规定,必须通知对方当事人答辩,这是法律的规定。但有一部分当事人,接到起诉状后,不是第一时间准备答辩而是转移财产,变更、转移、偷逃债务,紧接着就是通常讲的玩儿失踪,采取一些拖延诉讼的办法。还有的打管辖异议,为进一步转移资产赢得时间。


 所以说很多案件从立案开始,实际上就埋下了执行难的重大隐患。所以我们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上,这两年也在转换思路,从源头上来解决问题。刚刚通报上也说到了,我们在探索一个相对有效的方式,就是立保调对接,立审执衔接。立保调对接的含义主要两个:立案同步实施保全,这叫立保同步,这里面有个重要的工作,前期结合立案登记制的改革,把最常见的十类案件,分别做成了服务当事人的十项诉讼指南,告诉当事人提前做好财产线索的搜集,立案的时候就带着线索来,即时做好保全。指令执行部门72小时之内,必须保全完毕。保全的同时,再把立案要求答辩的通知送达当事人。这就有效避免了部分当事人转移财产的问题。


 过去咱们讲执行案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记者朋友讲的“财产难寻人难找”,根源就在立案阶段,这里面也有瓶颈问题,中院层级受理一审案件有其特点,标的比较大,做财产担保也需要较大额的财产。


 现在法律规定申请保全首先要有财产担保,过去也不是没有方式,可以找担保公司,但担保公司也有费用也相对很高从法院的角度来讲,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跟中国保监会进行了研究,来创设责任保险担保方式,实际上就是一个新险种的创设,通过责任担保的方式提供给当事人,大概是2%以下的费率,就买了保险,后面的风险完全由保险公司承担,这就解决了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没有担保能力,或者担保能力弱的问题。这就大大提升了立保同步的比例。这就是第一步,立保同步,就是有效的第一时间防止相关当事人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第二步,叫保调对接。把保全工作和调解工作对接起来,实际情况也是这样,财产保全后,被告方自己就上门了。现在只要财产控制住了,主动权就掌握在法院和原告一方了。被告一方也想尽快解决问题,自然就会到法院来。这样的典型案件也不少。这为法院调解和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因此,很多案件在这个阶段就达成了调解或者和解,就为后续的执行工作减轻了很大负担。如果当初没有这个立保同步的措施,可能执行的财产兑现难度就会非常大。尽管执行威慑机制、信用惩戒机制也做了很多,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包括查冻扣一体化机制,一直在做。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财产难寻问题这是还个关键。


 这里面必须加强立审执的有效衔接,如果不衔接这个工作干不了,机制也很难确立。过去是条块分割的立审执工作,但现在各部门配合衔接起来了。第一时间保全的裁定必须由法官来作出,作出之后,财产保全裁定的实施由我们的执行部门,把执行行为前移到与立案同步,执行局拿出相当一部分精力用来实施财产保全,这样的话,尽管前移本身增加了很多工作,但后期的工作却减轻了很多,从长远看、从效果上看是相当划算的。也是根本破解执行难问题,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这些年初步探讨也是本着这个原则,创新执行体制机制,通过中央确定的执行体制的改革,使我们的执行更有效。


 同时要形成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合力,我们立审执有序衔接实际上就是在在解决执行合力上下功夫,把各种资源力量结合起来,从源头形成合力。



王逸吟(财新网) 


刚才的通报中提到“审执分立,裁执分立”的观点,请问贵院在创新执行权运行机制中对于这个问题的具体做法是什么?效果如何? 











党组成员、副院长 马来客





马来客:

 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及我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北京市法院执行体制改革试点方案》精神,我院结合自身实际,准确把握执行权作为司法权的本质属性,将执行权区分为执行实施权、执行裁判权和执行管理监督权,分别设立执行实施部门、执行裁判部门以及执行指挥部门。


 一、执行实施部门依托标准化执行团队统一行使执行案件的具体实施工作。该职责由我院执行一庭行使,主要内容包括执行案件、保全案件和恢复执行案件。在刚才的通报中我们已经对执行一庭的团队结构和工作模式进行了简单介绍,通过创新团队化的执行模式,最大程度地激发和释放执行工作的整体效能。在执行实施权的规范和限制方面,我院明确界定其相应权限清单,以执行团队为最小考核单位,确保执行实施工作的规范和高效。


 二、执行裁判部门依托专业化审判团队专门负责执行异议、复议的裁判工作,对外落实执行救济,对内开展执行监督。该职责由我院执行二庭行使,主要内容包括执行行为异议、案外人异议、不予执行、追加变更被执行人、执行督促等权限。对于当事人来讲,执行异议、复议程序是重要的执行救济方式,同时,执行二庭通过该程序也对执行实施部门的具体执行工作开展执行监督。这在效果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法定程序中对具体执行行为进行审查,保障异议、复议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倒逼执行实施部门在采取具体执行行为时更加规范、高效。


 三、执行指挥部门负责统一指挥和调度,依托信息化手段开展相关事务的集约执行工作。该职责由我院执行三庭行使,主要内容有综合管理、指挥中心、执行信访、委托评估拍卖、恢复执行案件的审查、执行中136个节点的检查监督及督促等工作。通过执行指挥中心在执行案件执行工作中发挥了关键枢纽作用,对于实现集约执行和联动执行提供有力帮助,通过远程指挥系统,提高重大复杂案件的现场应对处置能力。


 通过执行实施权、审查权、监督权三权分离,实现三权既分工又配合,既相互制约又形成合力,充分确保执行工作的规范、高效、廉洁、公正。


 首先,通过上述措施为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隔断划下红线,确保裁执分离彻底到位。为强化执行权内部监督,根据执行权三权分离的原则,我院着力对执行机构各部门的设置和权责予以规范明确。我们常说在审判中要做到“让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那么在执行工作中则要做到“让执行者判断、判断者负责”。我们通过对执行权进行的细分,使各项执行权能有人行使,有人负责,确保执行工作规范、高效、廉洁、公正。


 其次,通过上述措施在确保执行工作规范高效的基础上,加强分工,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我们根据执行权的性质进行上述分工并由不同的部门分别行使,各自负责,可以从制度上有效避免选择执行、消极执行及乱执行,确保执行内部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再次,通过上述措施,逐步形成以执行规范化为基础,以执行效率为导向的长效机制。


 我们认为,分工是为了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但决不能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因此,我们在进行上述分工的同时,充分考虑、认真分析。以执行案件的基本特点和法定流程为依据,在各分工部门内部形成有效节点管控的基础上,由指挥中心通过执行办案系统进行节点监督。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形成执行工作的专业化、流水化,也可以确保执行人员提升执行效率,集中精力办案。


 总之,执行程序是为了实现债权。执行判断权、执行实施权具有关联性和持续性的特点,特别是在执行难的现实情况下,通过上述分工协作,提高办案的规范性和效率性,在提高执行办案质效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


曹音(中国日报)


在信息化时代,各项工作信息化已成为趋势,请问贵院如何发挥信息化优势来推进执行工作?











执行局副局长 贾连春





贾连春: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全力推进执行信息化进程,真正破解查人找物传统执行难题。对此,我院审时度势,充分利用政策优势与技术优势,改变执行观念,从人到物,从线上到线下,全面提升我院执行信息化水平,具体举措包括:


 一是实现查扣冻一体化操作,对被执行人财产实现网络执行查控全覆盖。


 目前,我院利用“北京法院执行办案系统”与“全国执行网络查控系统”,突破传统的分类集中查询方式,除可充分查询被执行人在我市范围内的房产、车辆、银行存款、工商股权登记等财产情况,还可凭借“全国执行网络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在全国范围内的银行存款情况以及证券投资情况。


 上述查控系统不仅扩大了被执行人的财产查询范围,也改变了传统的现场执行模式。对被执行人名下的银行存款,可以线上完成全部操作的,我院执行人员可即时完成查询、冻结、扣划动作,确保被执行人名下的银行账户时刻处于执行人员的监控之中。需要线下操作的,我院明确要求执行人员限期完成冻结或扣划,切实提高执行效率。


 二是充分利用政策优势,强化区域协助,提高执行工作效率。


 根据《北京、天津、河北法院执行事项委托及异地执行协助操作细则》,我院可以依托京津冀三地执行指挥中心,委托津冀属地法院代为完成调查、查封、扣划等委托事项。对需要在津冀地区采取财产搜查、强制腾退、拘传、拘留等执行措施,也可以通过执行指挥中心,请求属地法院及时提供人力、物力、指挥上的充分支援。


 以前,对居住地在津冀的被执行人,我们执行人员查找范围也有限,遇到需要现场强执的,苦于人力、物力有限,无法即时对被执行人果断采取搜查、拘留措施。现在不一样了,依靠京津冀一体化的好政策,我们可以依托执行指挥中心,请求津冀法院直接利用其本地查询系统,全面查询被执行人属地各项财产信息。有财产的,我们可以请求属地法院直接予以查封、冻结、扣划;需要现场搜查、拘留、罚款的,我们可以联系属地法院,由属地法院提供执行装备、执行警力及相关人员的支持,对被执行人果断采取相应措施。


 目前,我院与津冀法院相互委托办理事项均已基本办结,效果显著。我院已明确要求执行人员充分利用这一政策红利,切实实现三地办案的同城效应,提高执行效率。


 我院还与深圳中院、江苏法院建立起委托协助执行机制。对于财产查询、查封、续封、过户、文书送达等事宜,我院可以直接委托深圳中院、江苏属地法院予以办理。不仅扩大了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查控范围,也降低了执行成本。下一步,我院将依靠市高级法院,寻求与上海、浙江等地法院建立起委托执行、协助执行机制,有效遏制被执行人跨区域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行为,积极推动建立起跨省市执行联动机制。


 三是全面运行案件流程管理系统,完善执行指挥体系建设。


 目前,我院充分利用“北京法院执行办案系统”,要求执行人员线上线下同步操作,实现线上线下一一对应,对执行流程中的136个关键节点要求凡有执行行为必录入,凡有文书、照片必上传,全面运行案件流程管理系统,强化对执行案件流程监督。我院还要求执行人员对案件从立案到执结,务必充分利用执法记录仪、移动办公手机,现场生成执行视频文件、现场上传执行视频或照片,既固定了证据,为采取后续强执措施提供有力凭证,也保护了我们的干警,避免执行人员受到无端的指责。


 另外,我院还将进一步加强执行指挥中心建设,重点在于完善网络司法拍卖、执行流程节点监控、案款发还监督、执行信访督办、执行争议协调、执行案件恢复等功能。我院还将强化执行指挥中心的关键枢纽作用,在远程指挥方面,使执行指挥中心成为重大案件现场执行的“总指挥”,确保搜查、腾退、拘留等高难度执行工作按程序圆满完成;在执行联动方面,使执行指挥中心成为我院与其他兄弟法院之间相互协作的“总调度”,确保法院彼此之间的各项委托执行、协助执行等事项圆满、有序办结。


 综上,我院作为首都解决执行难试点法院之一,必将以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的精神积极推动执行信息化建设,让我院执行工作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李雷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刚才马院长在通报中提到,北京一中院坚持“善意执行”,请问你院在执行工作是如何具体落实的?











执行一庭庭长 佟海东





佟海东:

 最高院周强院长在全国法院2016年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秉持“公正、善意、文明”的执行理念。我们认为,“善意执行”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公正性要求,体现了“生存权高于债权”的人性化理念,包含着“千方百计实现申请人胜诉权益、竭尽所能避免被执行人遭受不必要损失”的工作要求。为此,我院有针对性的对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分别采取相应措施,使“善意执行”理念落到实处,具体采取了以下举措:


一是智慧执行,千方百计实现申请人胜诉权益、千方百计降低申请人实现债权的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我们为贯彻善意执行,对“规范执行”理念进行了延伸和升华,对执行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仅满足于完成法条的规定动作,还要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想尽一切办法又快又好地实现申请人胜诉权益。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设法使申请人权益得到实现;二是使申请人权益时间更短、成本更低的实现。我们马院长刚才通报的以第三方托管方式执结财产交付案件等方式,均是我们落实善意执行理念的成果和体现。


二是创新执行方式,竭尽所能避免被执行人遭受不必要损失。这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区分拒不执行的“老赖”和确无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二是在达到执行目的的前提下,将对被执行人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我们在办案时,并没有一刀切的将所有被执行人视为“老赖”,而是通过采取强制措施促使被执行人主动与法院联系,以便深入了解每一位被执行人的实际情况,并相应作出区别处理。


对于那些主观上并无抗拒规避执行恶意、由于客观或市场原因导致暂时不具备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本着“善意执行”的原则,执行法官向双方充分阐明案情,促使双方达成和解。刚才马院长在通报中也提到,在一起被执行人因董事长生病而陷入经营困境的案件中,执行法官深入细致了解被执行人实际情况,力促双方达成了和解,工作得到被执行人的衷心感激,被亲切地称为其公司的“大夫”。还有我们与相关部门协调,力促大额不动产析产,也是我们为落实“善意执行”理念而采取的创新举措。


三是通过创新执行方式,努力实现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共赢和统一,最大程度地向当事人传递司法工作的善意。在“善意执行”理念的引领下,我们许多案件得到了双方当事人的一致认可,应当说在促进案结事了人和方面,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最为明显的例子,还要说到马院长刚才通报的以机动车使用权收益抵债方式。大家肯定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今天早上一起见证了两起案件双方当事人签订以小客车使用权收益抵偿债务的和解协议。


这种方式,既满足了被执行人希望尽快以京牌小客车抵债从而免除债务拖累的诉求,又实现了申请人的胜诉权益,还节省了双方当事人大量的时间成本,而且避免了车辆的贬值,可以说真正实现了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共赢,是一种“没有输家”的执行方式。


耿振善(人民法治杂志社) 


一中院的执行工作用了很多办法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我相信这是执行人员默默贡献的结果。请问在执行工作中,执行人员是否面临执行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执行力量能否应对现在的执行负荷?就你院自身情况而言,在今后深化执行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该如何优化和建设执行队伍?














吴在存:

实际上执行环节在法院的工作当中,是个风险比较高的工作,全国各地也时有这方面的问题发生在执行环节上。比如抗拒执行、暴力抗法,在执行环节是比较多的,但是由于我们这么多年积累了一套有效防范的系统化的机制和措施、方式,有效避免了人身伤害事件的发生。


但是现在面临的形势是不容乐观的,这个环节应该说我们的执行法官、执行人员面临的职业风险是比较大的。从立法层面上讲,实际上我们可供采用的保护性司法措施也是不多的,这就是当前我们面临的基本痛处。


从任务的情况上讲,我们现在在逐步争取尽可能减少案件进入执行环节。就像我刚才说的,把这套制度机制建立完善。所以我们现在初步的一些做法本身是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但就总体而言,由于现在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应当说在不断的增长,多元化的司法需求在不断增长。


全市法院的案子包括一中院的案件每年都在上升,这是一个基本的趋势,但是从我们内部来讲,还是要力争尽可能的在前端,把这些矛盾纠纷尽可能化解,来减轻后续执行工作的压力。因为到执行这个环节之后,可供执行的余地应当说有很大的局限性。围绕执行体制的改革,我们现在也在对执行队伍本身的、各个岗位的不同人员的饱和人员量进行测算,作为执行团队科学优化配置的基础。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根据职能做一些差别化的优化配置,比如执行实施层面。例如,执行一庭,他们的团队模式和执行二庭在团队配备模式上肯定是不一样的,执行三庭主要负责执行管理执行监督、执行指挥者这一块,他的整个资源配置的模式肯定也不一样,下一步我们的目标是加强科学的配置,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同时另一方面要提高我们现在执行队伍的素质。应当讲,我们现在执行队伍的素质能力跟当下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法院队伍的结构也是这样,我们入额的法官一大批,都在一线审判部门。


执行部门的情况是,我们有些执行员岁数偏大、知识偏低、素质也跟不上飞速发展变化的需要,在执行的理念上,在一些信息技术的应用方面,素质能力上都存在一些短板。这些年我们在调整执行队伍的结构,进一步优化配置,来提升我们执行队伍本身的适应能力,我们每年招录的法律专业研究生,也在执行队伍中补充。









摄影 | 李佳

制作 | 孔维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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